1853年8月，北到寿州，南至安庆，西抵大别山，东至滁州。在几乎整个皖中地区，韦泽的部下都开始实施最后的行动。
沈心作为临时工，在7月底就得到消息，8月与9月的工钱翻番，从四两变成了八两。然而兴奋的感觉并没有过去太久，如同山一样的工作扑面而至。
从南到北，各村的税收都得派人下去。一来是担心有地主们敢于反抗，有部队下去可以立刻实施镇压。二来担心不派人下去的话，地主们还会玩老花样，把税负转嫁给佃农。在新投奔韦泽的部队里面，出身贫困的农民占据了绝大部分，这么一支穷人的队伍，怎么可能站到地主老财的立场上去。第三则是部队希望这次税收能够作为一个标准。以后的税收额度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水平。
沈心与队伍到第一个村子的时候，却见穷苦百姓远远的就迎接回来。作为懂文化的临时工公务员，沈心负责张贴告示，并且向百姓宣读内容。具体行政工作干起来让沈心极为不爽。这些内容一点没变，还是不到一个月前就反复说过的。但是百姓们却跟没听说过一样。
“老爷！你们上次说的还算不算？”这算是比较好的百姓们的说法。
“老爷！我们家的xxx就是咱们部队里头的啊！”拉关系的人从来不缺乏。
“老爷！我怎么记得上次不是这么说啊！”有些人就试图胡搅蛮缠。
“你们唬谁呢？你们敢xxx么？”还有些别有用心的家伙就开始挑拨。
“老爷！这里头xxx对你们说了瞎话，他还做了xxx的事情！”还有些人开始告密。
每天对百姓的工作结束之后，就是工作总结会议。各种反应都被汇总起来，而人心的险恶也在这些汇总与讨论中被一一探讨。
韦泽对部队的行动的核心要点之一就是，“以我为主！”民众的说法，看法，甚至是煽动，都与韦泽的命令不同。
“凡是纪律没有要求的事情，我们都不能干！”队长毕庆山也烦得要命，他态度恶劣的对着与会的工作人员叫嚷起来。
“我们怎么给他们说！我已经答应过一些事情了。”有工作组的人嚷道。
沈心脸上尽量想保持稳定，可心里面却是十分不以为然的，上头还没发话，下面的人就敢答应，这胆子未免太大了。
队长毕庆山板着脸，“怎么说，我给你们两个说法。第一个就是说自己根本不知道一些规定，所以给老乡们说了大话！要是觉得脸面上挂不住，那就可以选第二个说法，就说你们很想给老乡办事，但是你们的队长是个大坏蛋，他不答应！”
虽然毕庆山板着脸，看着一副让人觉得挺害怕的模样，但是这话让沈心没憋住笑出声来。这毕庆山的心胸也未免太大，竟然能坦然的让属下往自己头上泼脏水。
毕庆山瞪了沈心一眼，然后转头向其他队员，“你们给我记清楚，我们现在已经有明确的规章制度，黑纸白字……，哦白纸黑字！你们要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就好好的给我读这些规定，这些政策！你们说过去的话，怎么圆，怎么推，我都不在乎。但是有一件事，凡是这政策上没有的东西，你们谁敢答应了别人，你们就自己想办法给我解决吧！”
因为作为临时工，沈心还不算是核心成员。而这种心态也让沈心抱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心态来处理工作，在这种心态的保护下，沈心在完成工作的过程中倒是颇有些乐趣。那些曾经在乡村中颐指气使的家伙们，现在被迫低下了头。被迫按照亩数交粮的时候，他们一面想赔笑，可因为肉痛，笑容与痛苦的表情融合在一起。当他们在核对的账簿上签字时，几乎所有的地主士绅都放声大哭。
这哭声中有痛苦，有不舍，有委屈，还有种像是屈辱的感受。沈心私下觉得，这种屈辱大概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向官府之外的人交过粮食，现在太平军的政权，无疑没有被地主士绅当成过官府。
征收粮食固然是主要工作，然而对内也不是没有任何问题。沈心所在的部队期间发生了两次处理内部人员的事件。部队里头有小头目试图给属下额外的待遇，遭到了队长拒绝之后，就自作聪明的进行了一定的小动作。结果被查了出来。
沈心即便是作为临时工，也被勒令参加了审理。毕庆山盯着那两个看着有些不服气的小头目，转头对参加审理的队员们提了一个问题，“军法可不可以违抗？”
“当然不能违抗！”队员们都答道。沈心即便不敢回答，却也知道正确答案。
队长继续问道：“那我有没有传达过总参谋部的命令，这次的完粮纳税，咱们行的是军法。我有没有让大家都看过总参谋部的命令！”
“看过！”队员们喊道。
“没看过！”沈心心里面答道。他作为临时工，是没资格看这种东西的。而意识到这点之后，沈心忍不住生出些不高兴来。
“既然都看过，那么现在就有这么两个人，给我违抗起军令来了！”毕庆山说完之后扭头看向那两个看着还很是有些不服气的小头目，“你们两个肯定看过文件，那你们怎么就敢违抗军令！”
“队长，那两户人家的确是有委屈！”即便到了这个程度，两名小头目也没有服气的意思。
不耐烦的挥挥手，毕庆山喝道：“我不讲他们有什么委屈，我讲的是你们就敢违抗军令！你们知道错了么？”
“我！我们不该违抗军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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