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星期后她又写道：“我又痛苦死了。我没法给他写信。这本r记不得不成为我难言苦衷的贮藏所。”
他星期六来了，但与她度过“几小时美妙的时刻”后，他又走了，没说何时再来。“我如坐针毡，觉得他时刻都可能前来。”
一星期后，她又写了r记，但写得杂乱无章，好像是匆匆忙忙写的，或是有极大的感情压力：“八天没听到他的消息了，我真希望生病才好。为什么我身上就不发生点儿事情，为什么我要忍受这些。真希望不曾见过他才好呢。我绝望了。现在，我要买安眠药了，至少，我能昏昏沉沉，不再去想这么多了……他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不把这笔风月债一笔勾销。”
几天后，她又为他找借口：他的“政治事务太多”但当他请她到“四季旅馆”去，她的“耐心等待”的决心便烟消云散了。
“我在他身旁坐了3个小时，却连一句话也不能说。分别时，与先前一样，他递给我一个装着钱的信封。他要能在里边写上一句问候语或一两个好听的字眼，那该多美呀，它会使我高兴的。但这些事儿他就是想不到。”
到月底，当听到闲言闲语说希特勒已另外找了一个外号叫瓦尔库莉的女人时，她的孤独便成了极度的嫉妒。
“……我觉得，他不告诉我，这是不公平的。他应该了解我，如果他突然发现自己的心已属别人时，我是不会碍手碍脚的。”
5月底，在绝望之余，她给他写了一封像是哀求的信，之后便在r记中写道：“……如果到今晚10时还得不到答复，我就吞25粒药丸，轻轻地睡到另一个世界去。
“3个月不给我写一句安慰的话，难道这就是他常向我表白的伟大的爱情吗？
“就算这些r子来他脑子里装满了政治问题，总能找到一点时间轻松一下吧！去年怎样呢？罗姆和意大利不也给他许多事做吗？但他还有时间给我……
“恐怕后边还有点儿别的什么。
“不应我负责。当然不。
“也许是另外一个女人——但不是瓦尔库莉姑娘，那不像是真的；不过，还有许多别的姑娘呀。
“还有什么别的理由呢？找不到。”
几小时后，她在r记中最后写了哀怜的几行：“亲爱的上帝，真怕他今天不理我。要有人能帮助我就好了，一切都绝望得可怕。也许我的信到得不是时候。也许我压根儿就不该写。
“不管怎样，与其要这样捉摸不定，还不如立刻死了好。
“亲爱的上帝，帮助我吧！让我今天能与他说话吧！明天就太晚了。”
爱娃·勃劳恩有所不知的是，希特勒收到她的绝望信时，他正在接受手术。几个月来，他一直喉咙发痛。由于讲演多，且又长得没有尽头，他的嗓子沙哑了，而且还发现喉头长有东西。他旧r的恐惧又复活了。据施佩尔说，数月来，他老在谈论菲特烈皇帝三世——死于喉癌。喉咙痛不算，又兼胃痛——也许与青年时？在维也纳患的相类似。他一直在服新巴勒斯妥。很明显，他是服药过度，因为这药含有粘合油。一次，他因此中了毒，惊慌不已，连忙把格拉威茨医生叫来。他诉说头痛、眩晕、耳鸣和重视。5月23r，即元首发表重要外j演说后两天，柏林大学耳鼻喉科主任卡尔·冯·埃肯教授从元首的声带上切除了一块一厘米大小的息r。这是个小手术（是在总理府进行的）只用了小量吗啡作镇静剂。即使如此，希特勒却甜睡了14个小时。“我那时很担心”埃肯后来透露说。手术后，埃肯教授劝他在数天内不要大声说话，将来也不要冲动，“不要大声喊叫……”
他承认，曾有人这样对他说过，但一演讲又全忘了（引自1938年11月14r的《时代》该报曾报道说，希特勒曾请世界著名的耳鼻喉专家、维也纳的海因里希·冯·纽曼教授检查他的喉头。纽曼是个正统的犹太人，他于是遭拒）埃肯向他的病人保证，他切除的是一块“简单的息r”就是说，是一块良x生长物。但希特勒仍在犯愁，生怕像他母要那样会长癌。他之所以未给爱娃回信或指示其副官打个电话安慰她几句，大概是因为他思想集中在怀疑自己有病上的缘故。
在感到绝望和被抛其后，爱娃于5月29r凌晨吞下了20粒“瓦诺风”（安眠药）是她妹妹伊尔塞发现她昏迷不醒的。伊尔塞在一名外科医生手下当接待员，学了一点急救知识。在给姐姐急救后，连忙打电话给她的雇主马丁·马克思医生——她信任他。爱娃的r记是在医生给她治病时被伊尔塞发现的。她决心为姐姐的第二次自杀保守秘密，便把最紧要的几页撕了下来，以免连累马克思医生——他是犹太人。伊尔塞也怕父亲会作出强烈反应，也怕元首会询问他的情人的精神状态是否稳定。所以，她说，姐姐的自杀，部分是演戏。毕竟，爱娃只吞服了药x比佛罗拿要轻的安眠药——她明白，姐妹们回家后，总有一个会向她道晚安的。
马克思医生热心地把病因说成是疲劳过度，是吞服安眠药过量的结果。希特勒接受了这种解释（但伊尔塞·勃劳恩至今仍坚信，元首猜出了真情）不管是何种情形，这个“偶然事件”也达到了语言未能达到的目的。
那年夏天，她找到了自己的归宿。1935年8月19r，她与妹妹格里特尔迁进了3间一套的公寓房。该公寓房座落在环境安静的波根豪森住宅区，离元首在慕尼黑的寓所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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