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方人的军人概念
中国的兵家来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理论基础来源于《易经》。《易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总脉，所以兵家思想也脱离不了《易经》。
兵家的用人之道，战略方针皆来源于《易经》。《孙子兵法》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这句话就是来源于《易经》精神。
中国的兵家理论也是出于二元论，无论古代还是现代都是如此，讲究阴阳之道，五行八法。喜于用谋，而怠于取义，喜于用柔，而疲于用勇。校之计而索于情，问道，问天，问地，问将，问法，却不问兵之灵魂。可是正是兵的灵魂决定着战争的胜负，兵的灵魂在于勇，勇敢而无畏者方为兵。勇敢发于心声，无畏来于责任。
但是《易经》说“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孙子》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是故方马埋轮，未足恃也;齐勇若一，政之道也;刚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己也。”《武议》说:“夫水，至柔弱者也，然所触丘陵必为之崩，无异故也，性专而触诚也。”老子说“将欲歙之，必故张之；将欲弱之，必故强之；将欲废之，必故兴之；将欲取之，必故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于渊，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正言若反。”
从这些古代中国的文化精典中可以看出，中国人军事文学完全是羊性文化，这也决定了古代中国人的军事行动多数都是被动的，主动出击的军事行动很少。
（二）、西方人的军事观念
克勞塞維茨说：“如果还是先从战争的纯概念淡起，那么我们就得承认，战争的政治目的本来就不包含在战争领域内。因为战争既然是迫使对方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它所追求的就必然始终是而且只能是打垮敌人，也就是使敌人无力抵抗。虽然打垮敌人这个目的是从概念中推出来的，但在现实中人们在许多场合所追求的目的同它非常接近，因此我们打算先在现实中探讨打垮敌人这个目的。”
从这段话可以基本了解西方人的军事行动目的，西方人把军队看着是政治的工具，也可以说是国家工具，如果往高尚处说就是军队国家或政治集团为准备和实施战争而建立的正规的武装组织，由军官、士兵和文职人员组成，肩负着保国卫家的神圣职责。
这里对西方军事理论不作详述，然而纵观西方军事学，西方人的军事文化还是归于狼性文化，精于攻而勤于守，首尾相赴，以打垮敌人，致使敌人于无力抵抗为目的。
（三）、军人不但要有物质保障，还必须有精神满足。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可以说国之重器在于兵，兵之重器在于魂，军队不但要有物质条件，还要有精神基础。军人不但要有物质保障，还必须有精神满足。因此，给予军人较高的荣誉与社会地位是国家政治的主导思想。
（四）、军人文化也分狼性文化与羊性文化
如果将自我意识推回到原始的理性的状态，对照狼与羊的本性，中国的传统理学仍然归于羊性的文化气质，而西方的军事体制就具有狼性的精神。所以当今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军事制度都釆用西方标准，成熟的西方军人制度已经成为世界军队建设的蓝本，而西方人的狼性文化也在向世界蔓延。
（五）、现代战争是物质与精神的战争，但更多表现在文化层面上的战争
现代战争已脱离原始野蛮化的追求物质利益的低级的战争形式，不过现代战争仍然脱离不了物质与精神的战争，但是更多的则是精神与文化层面的争端。宗教信仰则是现代战争与对抗的主要因素。非洲国家的战争与中东地区的战争一样都是一种文化对抗另一种文化的战争，亚洲与欧洲以及拉丁美洲的安定同样也是文化思想的妥协一致而得到的结果，如果有一天上述地区也出现了文化思想的分歧，同样也会步今天非洲与中东地区的后尘，而争战不息，只有一种文化打垮了另一种文化，或一种文化自觉地退出政治舞台，这种战争局面才会得到改变，出现和平的曙光。
（六）、精神力量的饱满与损失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原因
现在看古代中国兵家温柔的仁慈并不切合实际，战争是残酷的，用兵是残忍的，敌对双方的较量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谋划是“庙算”之术，决斗才是真实的意图。温柔的慈悲根本无法消除侵略者残暴的打了鸡血似的激情，你只有竖立起你自己的利刃，端起自己的钢枪，迎着敌人冲去，刺进敌人的心脏，打到他激情全无，暴力尽失，你才能得到切实的安全与自我的安静。“和谐不一定只选择包容，打服对手得到的和谐或许更加稳定安全。”这是我在本书第三十二章里说的话。
战略的重要性不在于外在的物质条件，更多的是精神支配下的心理需求。比如你让一支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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