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作者还把赤壁之战写成了三江口之战，作者认为曹操的营寨在三江口附近，第50回第2段有“此正是：三江水战，赤壁鏖兵”一语，第49回的标题就叫“七星坛诸葛祭风，三江口周瑜纵火”，显然他把三江口与黄州赤壁混为一谈。看来作者并不知道黄州赤壁就在他所写的周瑜、刘备屯兵的西山、樊口的斜对岸，这里到位于黄冈、鄂州两市交界的三江口已有三十里之遥。
三、地理方位错误，例如：
1、第6回第6段讲“(董卓)劫了天子并后妃等，竟望长安去了。”接下来第9段讲董卓行至荥阳，其部将徐荣、吕布与曹操发生激战，董卓取胜后，“自往长安”。荥阳在洛阳以东，董卓挟天子及后妃由洛阳西去长安，应经过新安、渑池，陕县等地，怎么可能走到洛阳东面的荥阳呢？史实是董卓当时并未与汉献帝一同去长安，而是留在了洛阳毕圭苑中。此后，董卓的军队与曹操，孙坚等反董势力先后在荥阳、梁县等地交战，董卓直至次年农历四月才到长安。并且本回第6段讲董卓焚烧洛阳宫室，“长东宫庭，尽为焦土”，长乐宫与未央宫齐名，均为西汉建在其首都长安的宫殿，而不在东汉的首都洛阳。故此句应改为“洛阳宫庭，尽为焦土”。
2、第52回第4段讲刘备得荆州南郡后，欲南征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玄德大喜，遂问：‘四郡当先取何郡？’曰：‘湘江之西，零陵最近，可先取之；次取武陵。然后湘江之东取桂阳，长沙为后。’”事实上，由荆州城(南郡江陵)往南先为武陵郡(治今湖南常德市西)，后为零陵郡(治今湖南永州市)，长沙郡(治今湖南长沙市)、桂阳郡（治今湖南郴州市）一近一远，则在荆州城东南方向。并且零陵郡地跨湘江东西两岸，郡城也处在湘江之东，并非作者所谓“湘江之西。”故而可按逆时针方向的南征路线将此句改为：“荆州以南，武陵最近，可先取之，次取零陵；然后取桂阳，长沙为后。”
3、第57回第9段写庞统到荆州城投靠刘备，刘备对他说：“荆楚稍定，苦无闲职，此去东北一百二十里，有一县名耒阳县”，耒阳时属桂阳郡，其地在今湖南衡阳市所辖的耒阳市，耒阳在荆州城(江陵)东南约九百里(指直线距离)，而不是荆州城东北一百二十里，荆州城东北一百二十里则是在今湖北潜江、沙洋一带。
4、第57回第1段，写周瑜取荆州不成，便率军与吴候之弟孙瑜一同去取西川，行至巴丘，人报上流有刘封、关平截住水路。此时又接孔明书信，周瑜被气死。巴丘即今湖南岳阳市，巴丘在荆州城江陵下游，周瑜由荆州城逆江而上去西川，怎么能走到荆州城下游的巴丘呢？史实是：刘备借得荆州之前，时任南郡太守的周瑜赴京（今江苏镇江）向孙权提出：他与奋威将军孙瑜一道去取益州(即作者所谓西川)，夺汉中，然后留孙瑜镇守，并与凉州马超结盟，自己回师与孙权一同取襄阳，北图中原。此建议得到孙权的批准。周瑜于是返回江陵，欲将此计划付诸实施，不料途中染病，卒于巴丘。
四、误解地名含义，例如：
1、“浙江”。
“孙策出马，谓王朗曰：‘吾兴仁义兵，来安浙江’”(见第15回倒数第5段)显然作者将“浙江”理解为浙江省，实际上“浙江”本为河流名，即今钱塘江的旧称。唐置浙江东、西道，“浙江”始用于政区名，明置浙江省，“浙江”才成为政区名称。浙江省之地在两汉及三国时分属吴郡和会稽郡。本回所讲孙策大战严白虎一事，《三国志.吴志.孙策传》中相应的记载有“遂引兵渡浙江，据会稽”一语，故此处当改为“来安会稽”。
2、“陕西”。
“张济统领大军，自陕西来到(见第13回第14段)。”这句话在《三国志.董卓传》中对应的记载是：“张济自陕和解之”，《后汉书.董卓传》也有“张济自陕来和解”的记载，这个“陕”字系指弘农郡陕县，即今河南省的陕县、三门峡市一带，而不是作者理解的陕西省。“陕”作为地名本来专指始设于秦的陕县及始设于北魏的陕州(二者治所均在今河南省陕县、三门峡市一带)。直至北宋置陕西路以后，元置陕西省，“陕”才逐渐成为今陕西省的简称。本回倒数第4段又出现“承、奉保驾(即董承、杨奉保汉献帝)走陕北”的叙述，这个“陕北”也不是指陕西北部延安、榆林地区，而是指陕县以北，当时董承、杨奉在此保汉献帝渡黄河进入河东郡(在今山西省境内)。
3、“山东”。
第12回写曹操打败吕布，夺得兖州，本回倒数第2段及第13回第6段分别写道：“山东一境，尽被曹操所得”，“却说曹操平了山东”。作者显然将兖州等同于后来的山东省，当时的兖州辖今山东省西南部和河南省东北部，州治在今山东鄄城。山东省的东北部当时设青州，且不是吕布的地盘。故而此两处的“山东”当改为“兖州”。还应指出的是山东最早并非行政区域的名称，而是地域名称。秦汉三国时期称崤山或华山以东的地区为山东，通常是指崤山以东的黄河流域。春秋时的晋国、建都于平城时代的北魏、五代时的晋国，以地居太行山以西，故称太行山以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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