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赵昺主政琼州，一则以为屁大的地方，已有sān_jí领导班子没有必要再设置如此多的官员；二则也是自己手中可用之人不多，因而通判一职空设。而朝廷迁琼后，为了安置随行朝前来的众多官吏，他才着礼部选人填补州县各级班子，而行政之事自己又不便插手，便未做过多的关注。
这看似只是一件‘奇事’，事务局也是投自己所好上报来的，可见此事确实也算不得大事，但是赵昺却不如此以为只是件稀罕事。而从表面看，事件是一个说的是坏人作恶，受害者不敢怒更不敢言，一个讲的是皇家统治者如何评价下级，一个涉及皇权时代的司法腐败。三者表面上毫不相干，它们的当事人也未必有多少勾连，但仔细一想，就可以发现它们内在的逻辑联系。
那个里长之所以有恃无恐、胡作非为，无非是因为有地方官包庇。而地方官为什么要包庇呢？一个可能是他们想做太平官，混几年就回京城；更大的可能是收受了大盗的贿赂，为了控制大盗，得“留水养鱼”。宋朝末年官场腐败至极以不是什么秘密，小官小捞，大官大捞，少数人甚至贪腐到让人发指的地步。而这些地方官们为何如此胆大包天呢？原因只有一个：皇家人高高在上，只知道在深宫中听汇报，而不深入民间调查研究，经常是非不分、黑白颠倒，贪腐官员随便用点心计就可以将其蒙骗。
赵昺以为这位孙通判贪腐倒是不一定，因为其初来乍到与地方接触尚浅，一个小小的里长还入不了其眼睛。再说当下琼州在天子脚下，又有众多的官员看着，他不敢过于放肆。其如此从表面上看更像是中央下派官员是在向本土官员立威，以此表明其立场。
从深层次看，赵昺以为是惯性使然。在专制统治一代高过一代的情况下，君主和上级的意志决定着官僚们的生死荣辱，使官僚们难卜吉凶祸福，无所适从。而古代的官吏们普遍以食禄任官为固定职业，只对君主和上级负责而不问社会效益和百姓疾苦，只知墨守成规，按例办事而不问实际情况的变化，遇事模棱两可，行动迟缓，推诿责任，苟且偷安。
一事当前，官吏首先是要揣摩朝廷和上司的意图，竭力迎合，才能保住俸禄和生命，造成了大家普遍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自保心理和无为作风。当下皇帝出征在外，以孙通判所想，皇帝当然希望家里平安无事，百姓安乐，若闹这么一出，岂不是给皇帝添堵，给朝廷抹黑，因而想将此事借百姓之口化于无形，对上对下都能交待过去。
而另一件事情则让赵昺觉的问题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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