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皇帝并没有让大家背锅的意思，让众人心中大定，但是如何应对此事，他们还是不敢妄言。毕竟事情牵扯面太广，陛下又没有表明处置‘学乱’的态度，让他们也无法因事施策。而一旦处置失当，即便陛下不会追究，可汹汹之势下，谁也不知道结果会走向何方。
赵昺看看众人皆沉默不语，也清楚他们的心思，因为每次学乱都会引发朝廷动荡，而宰执处理学乱也是愈加谨慎。而大宋朝之所以学乱不断，也是右文政策的必然结果。宋代兴学使得官学学生的地位大大提高，学生人数空前增多，官学生特别是太学生不可避免的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
但是以赵昺所知两宋时代的学乱还是大有不同的，其议政风气也是有所转变的。在北宋时期，士子们大多游离于政府之外，以独立的口吻针砭时弊，臧否人物，太学生上书也只是单纯的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随着宋朝内忧外患的不断加重，年轻的太学生们终于按捺不住了。
徽宗年间，蔡京复掌朝政而斥逐张商英之时，太学诸生就上书诉其冤；何执中取代蔡京而为相时，太学生中亦有诣阙上书言事者。但此时的议政主要通过上书来实现，但大多都不成功，难以形成真正的影响。然而外族的入侵令太学生们奋而起立，开始了中外历史上有名的一次大规模伏阙上书之事。
太学生在钦宗即位时就上书指斥蔡京、梁师成、李彦、朱勔、王黼及童贯为六贼，力陈其罪。靖康元年，金兵一路势如破竹，迅速侵入中原并包围了汴京。在此形势之下，钦宗听信宰相李邦彦之言，罢免种师道及李纲，商议议和之事。
陈东等三百名太学生听闻此事，遂至宣德门外递上请愿书，要求罢免宰相李邦彦，重新起用李纲及种师道。学生的和行为，赢得了京师民众的同情与支持，而后竟“军民不期而集者数万”。太学生通过学生运动的方式来干预政治，这令议政运动迅速达到高潮。
愤怒的学生与群众用瓦片击打退朝而出的宰相李邦彦，“邦彦疾驱得免”。皇帝派出的内待就无此幸运。被“而磔之”。钦宗在宫内摇摆于武装镇压与服软从众之间，在听说宣德楼前广场上禁军已与请愿群众接触而退回后，钦宗急召李纲及种师道，并授予他们官职，请愿群众方才渐渐散去。
陈东所领导的太学生以上书请愿的方式取得了成功，他开以学生运动干预政治之先河，成为后世景仰的榜样。在此之后的两宋易代之际，更是不断的有太学生上书论事，宋廷大多采取了优容的态度。到了孝宗时期，南宋因隆兴和议的签订而渐渐安定下来。
基于形势，隆兴二年，朝廷以黄榜禁太学生伏阙。这是朝廷第一次明文禁止太学生伏阙，而太学生用行动回答了这个诏令。就在黄榜公布的当日，太学生张观等七十二人伏阙上书，要求斩宰相汤思退等人，并召用陈康伯、胡铨，以济大计，学生的议政活动开始在朝廷的禁止下继续发展。
但赵昺认为这也是学乱的转折点，南宋中叶之后，经济日趋繁荣，社会中享乐风气开始流行，而不少太学生也于此时开始或辗转下僚，或往来于官宦之家。此时的太学生们已经丧失独立之意识，庙堂之上的口吻愈来愈重，臧否人物之外也关注抽象的政治原则和具体的政治措施，在这种纠革中他们甚至参与了党争。
南宋太学生干政趋于经常化，几乎每次大的政治风波都有太学生介入其间，卷人者的人数也颇可观。而他们身份地位加之社会风气的变化使很多太学生对挽救民族危亡不再感兴趣，报国雪耻的梦想逐渐泯灭。伏阙上书更多的是关注自身小利的得失，以致行动缺乏理性，及至无理取闹，败坏了太学的声誉，更为史家所诟病，性质隐然转向。
当然，上书言事的影响力还要取决于两种因素。首先是政治生态的影响，尤其是高宗朝，君主政体愈加独裁，处死了陈东，开了大宋不杀士大夫的先河。其又和秦桧君相联手，采取了两种高压措施：一是把知名的政治反对派，以及有反对派嫌疑的士大夫官僚，全部驱逐出朝廷；二是建立起被后代史家称为“前现代的思想统治手段”，完全不让你说话。
这种高压政策，导致了两个严重后果：一是绝大多数的士子都不再参与政治讨论；一是体制内官僚道德普遍沦丧。在这种情势下，尽管还有太学生上书言事者，但其针对性就相当有限，只能就那些没有政治敏感性的枝节问题隔靴搔痒。
即便如此，‘公论一鸣，两学雷动，天子虚己以听之，宰相俯首而信之’的效果，也助长了太学生的虚荣心。而有些执政大臣也看出太学生的这点弱点，便学会了通过太学生左右舆论的策略，使他们成为党同伐异的工具。所以现下形势下，赵昺以为太学生已经变了味儿的干政，并不是只有利没有弊，只有功没有过的。
赵昺来自于现代，当然对于这种群众运动有着不同的解读，而伏阙上疏一直被作为反抗暴政，追求自由和正义的手段，所以他并不反感。且伏阙谏诤体现着士人对于心目中公理的持守，身居高位的士大夫把据理力争看作是他们的职责所在，将对皇帝的过失进行劝谏是臣子的本分。
不过有时屁股还是会决定脑袋的，士人们不惜以死抗争，以成全自己的名节。但也反应出他们认为礼制与公理要高于皇帝的权势，并不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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