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西塘还是一个纯朴而又沉闷的小村，村口茂盛的大樟树，像一方神圣，看护着不足百户的村庄，上年纪的人更是虔诚地称它‘樟树娘娘’，不知多少体弱多灾的人对它顶礼膜拜，村子里上至古稀老人、下至襁褓婴儿，都有人愿意认这颗古老的樟树做自己的‘再生母亲’，祈求她的佑护。
无从考究是从哪个朝代开始，人们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村子里没有富贾留下豪宅的痕迹，全是泥土或青砖砖砌成比较简陋的房屋，一条不宽的土路从村口延伸至村尾田间，两旁竖立了很多错落无序、高矮不齐的小宅子，把一个原本不大的村子分为两半。
小村庄背靠浙赣线一个小火车站，人们脸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周而复始。落后贫乏的乡村，铁路上几趟客运列车是他们的天然时钟，上午九点钟开往杭州方向的列车，习惯叫‘九点头’，是家庭主妇准备午餐的信号，这趟车开过还没有动手厨房活，就会有邻居提醒：“九点头都过了啦！”主妇会立马停下手中事去为家人烧火做饭，嘴里还会唠叨：“今天这个‘九点头’不喘一下就过了！”（火车进站都会鸣笛）。
下地干活挣工分的正劳力，他们关注的是一趟开往金华方向的客车，十一点钟进站，那是一趟公社社员在生产队田里干活的所企盼的列车，是上午收工的信号。农忙季节，一大早生产队的小队长会在晒谷场扯着嗓门吆喝：“生产队同志们，开工了！”不大一会儿，一群懒洋洋的社员，穿着陈旧灰暗的补丁衣裤，戴着草帽，光着脚丫，无精打采地扛着锄头，三三两两地走向耕作的田间。这些在生产队集体田地劳动的贫下中农，开工没多久就会惦记浙赣线为收工提示的客车驶进车站，盘算着一天的工分如何混到手。
生产队的小队长自己要干活，还要监督不自觉的社员偷懒。田间能说会道的总讨人喜欢，令人啼笑皆非的‘黄段子’，也是男女劳累之余的最爱，一本正经的小队长，以他那非一般的政治觉悟，对一些不堪入耳笑话，总以思想挂帅，经常给予正面不痛不痒地批评。如果看到‘黄段’爆笑影响到田间的劳作，他立刻会‘欠他多还他少似的’吼起来：“你吃力了!嘴巴不歇，手中的活也不要停下来，不然到晚上记工分时扣你一点，又和我争个脸红耳赤！”
小队长说归说，没有多少人会买他的账，他们‘小错不断，大错不犯’，该干什么的还干什么。贫下中农也是被忽悠的一代人，政治地位给得很高，但谁也不愿做农民，有关系的有门路的都削尖脑袋往工人阶层挤，哪怕是到工厂做一个临时工，那也是横的‘衣服角能扎死人’。
城乡差别在七十年代中期最为突出，工人是那个时代的骄子，身着白色‘的确良’衬衣，下穿深色西装裤，脚穿一双皮鞋，蹬着一辆不新不旧的自行车，是时尚、富有的象征。有时候条件好的青年农民为了赢得姑娘的青睐，也会穿上这样的行头，可在别人的眼里，总让人感觉没有工人穿的那样得体，走在大街上说不定还会引起同伴的起哄，甚至喊‘新郎官’来罗！好事者会在街头巷尾议论“都是泥腿子，这样弄起来干什么？”
无奈在田间干活的年轻人，能消极怠工的决不愿去戴大红花做先进，不管小队长怎样监督，他们都有自己偷懒的方法，别人下地开工了，他的锄头柄掉了，小队长对这些人只能装‘睁眼瞎’，要不然一天到晚不会叫你消停。那时候夏收夏种所谓的“双抢”概念，随着联产责任承包分田到户后消失了。社会主义的平均主义没法调动人的积极性，除了“活学活用思想、大批促大干、农业学大寨”等鼓动性宣传外，没有什么能实际触动人发挥主观奉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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