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颜瞬间冷静了下来——该干正事了。
她写给chris的邮件内容并不复杂，无非是例行工作汇报。她向chris报告了两件事。其一，有一位作者吴博士是她的旧识，他的论文存在学术不端的嫌疑。为了避免利益冲突，她申请将这个项目转给其他同事。其二，她目前和x大学谈的项目完全没有进展，再待下去也是无谓，她申请在春节前调回上海办公室。
邮件夜里十点半发出去，十一点就收到了chris的肯定回复。他同意严颜对于利益冲突的判断，而且还提出由他亲自接下吴晗的项目。
严颜得到老板的批准，当即就发出了交接邮件。她这一套流程走得熟练顺利，仿佛吴晗只是她许许多多客户中的一个，没什么特别的。
发件箱里她给吴晗邮件的发送进度条“嗖”地一下被填满。“好了”，严颜心想，“现在我们连论文的联系也没有了。”
“又要坐摆渡车。”从香港到上海的飞机降落了，严颜听队伍前面的人抱怨道。她走到机舱门口，一股寒风夹着冷雨扑面而来，吹得她哆哆嗦嗦地打寒颤。
“不该把羽绒衣放进托运箱的，”她心道，“蠢！香港几度，上海几度？”
更糟糕的是，现在第一辆摆渡车已经开走了，严颜只得一边把电脑包顶在头上遮雨，一边在原地冻得直跺脚。“啊啾！”她打了个喷嚏。
“哟，yv回来啦。”上海的同事见到严颜，纷纷和她打招呼。
“怎么戴口罩，感冒了？”
“感冒还来上班？”
严颜赶紧摆了摆手道，“没事儿，不严重。昨天着凉了。”她一边说，一边偏过脸，避免对着同事说话。
当天夜里病情开始反扑。严颜在睡梦中朦朦胧胧地觉得自己眼皮发烫，脑袋也晕乎乎的。她支撑着身体坐起来，用手试了试额头温度。
“发烧了吗？”她光靠摸是摸不出来，“感冒倒是肯定的。”
这时，严颜忽然想起了同事聊天时说的话，“最近流感可厉害了，”同事说着指向身边一个空着的工位道，“她确诊甲流都隔离了。”
“我可别得了流感!”严颜在黑暗中瞪大了眼睛。她再也睡不着了，索性挣扎着起身，拿起病历本去了离家最近的急诊室。
急诊室里热闹得跟市集似，预诊窗口前排起了长龙，浑然不像深夜凌晨时分。
“发热，咳嗽，肌肉酸痛，疑似流感。先抽个血吧。”医生看着严颜的病历道。
严颜抽完血外套一半挂在肩上，左手拿着病历、手机，右手还要按着伤口。她自觉狼狈，想找个地方坐下来。这时，一个人风风火火地冲了过来，也不看路，和严颜正面撞了个满怀。那人手上还端着一杯棕褐色液体，不知是咖啡还是中药，反正一股脑儿全洒在了她的外套上。
严颜双手动弹不得，只能暗呼倒霉。她连忙跑进洗手间，照着镜子前前后后地打量都有哪里遭殃了。“赶紧擦一擦，”她想，“不然洗不掉了。”
她将棉棒从手肘处拿下来，又把手机放在了水槽的瓷砖台子上，这才打开了水龙头。
水流哗哗落下，她忙不迭地擦着外套上的污渍，先是袖口，再是领口。宽大的外套展开在台子上，严颜将衣服提起来，想要瞧得更仔细一些。
“扑通”——落水的声音，想必是衣服边沿将什么东西扫到了水槽里。
严颜愣愣地瞧着水槽，只见自己的手机正泡在里头呢！她倒抽一口凉气，立刻将手机捞了出来。
她就用外套擦干了手机表面的水迹。
“没事，没事，阿弥陀佛……”她一边在心里默念，一边按下了电源键。
毫无反应的黑屏就是手机给她的回应。
严颜又按了几下电源键，还是没有动静。她只好将自己的东西理了理，拿着死亡的手机，老老实实地坐在急诊室里吊水。什么叫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她可算是领会到了。
第二天，严颜趁着病假在家里休息，正好将手机送到店里去修。
“得换主板……”小哥拿着她的手机翻来覆去地道，“进水了你还敢开机？”
“15个工作日之后来拿吧，呐，手机卡你拿走。”
严颜将手机卡装到了备用机上，那是她十年前的一台诺基亚。她掂着那颇有些重量的小巧黑色机身，心里竟然有些庆幸，“还是老伙计靠得住。”
“管他智不智能呢，能打电话不就完了？”
严颜接着就给所有客户和同事发了一封邮件，解释自己的微信近期用不了，香港号码也换回了上海号码，请大家邮件和电话联系。
她吸溜着鼻子，清了清发炎的喉咙，心想，“没有智能手机，没有社交网络也挺好，正好回家过个清静的年。”
没有了手机的时时推送，严颜的春节过得仿佛与世隔绝。除了几条好朋友问候的短信，便再无其它，当然——也再没有吴晗的消息了。
严颜又一次坐在了自己小时候的房间里。周围既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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