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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着我笑了笑:“人不在了,用不着这么费心了。”
我说:“父亲也说过,这屋子要给你留着,并说你走了,还一定会回来。”
商君秋就这样住了下来,没过两天,放儿就和他玩的熟络起来。
那天,商君秋对放儿说:“喊我声干爹,我带你买糖葫芦去。”
“干爹。”放儿高兴的喊着。
从那以后,商君秋就把我的儿子收做了他的干儿子。因为不用唱戏,商君秋有了大把的时间,常常跟着放儿在院子里或街道上一起溜达来,溜达去。至于那些零食点心,只要放儿开口,就能够吃个遍。放儿说干爹最疼他,我说“你干爹这个人是挺好的。”
一天,莫秋雯带着放儿回了娘家,父亲又去了茶馆,家里忽然变得冷清了下来。吃午饭的时候,商君秋对我说:“一会儿你去我那里,我有一样东西要给你看看。”
吃过了饭,我故意的留下来慢慢的喝茶,看着佣人把桌子收拾的差不多了,才又踱步走出了屋子。
我轻轻推开了那间厢房的门,莫秋雯放下手中的那个本子说:“你来了啊。”
“恩,你不是说要找我吗?”
“我如果不说,你是不是就不会找我?”
我沉默,我知道他有多了解我。
他拉开柜子的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珍珠头带说:“这个是你当初送我的,这几年,我唱《珠帘寨》,一直戴着它,现在还给你吧。”
我接过那个头带看了看,每一棵珍珠都在晶莹的放着光,即使是在头带的间隙也是一尘不染。我把珍珠头带重新递给她说:“这个还是你的。”
“我知道你们现在过得很好,我知道我不应该回北平来,我知道……”
没等他说完,我冲了过去,猛地抱起他……
还是那张床,还是那个人。我纵情地释放着这些年来积攒下的寂寞,心中的空虚瞬间就被填满了。
我们一直沉浸在久别后的温情之中,以至于当莫秋雯打开门时,我们一起楞在了那里。莫秋雯看了看我们,什么也没有说,转身走了出去。
这时门外的放儿好像走到了她的跟前吵着闹着要去找干爹。莫秋雯给了他一个巴掌说:“回屋去。”
伴随着放儿哭声的远去,我穿好衣服,走了出来。来到屋里,看见莫秋雯正双目无神的坐在炕头上。我蹲下身子哄着哭闹中的放儿,不知道该怎么和莫秋雯说。
过了一会儿,放儿总算不哭,我坐到莫秋雯的身旁说:“我还是让君秋搬回去吧。”
“搬走一个人不难,搬走一颗心容易吗?”莫秋雯生气的看着我说。
“我……”
“就这样吧,算我什么都没看见。”莫秋雯赌气的跑了出去,真好撞到进门的商君秋。
商君秋看了看她说:“对不起,我马上就搬去城南,再也不会打扰你们了。”
莫秋雯什么也没有说,绕过商君秋的身体,走了出去。
放儿看见商君秋来,立刻笑着迎了上去,“干爹。”
商君秋一把抱起放儿,并举过了头顶,放儿开心的笑个不停。又耍了几个来回后,商君秋把放儿抱在怀里,哄着说:“放儿啊,干爹要搬走了,你可一定要孝敬你父母噢。”
“不,我不要干爹走,我要干爹住这里。”放儿一边看着商君秋撒娇,一边又看看我,就好像是在求助一样。
“放儿,你干爹还要去唱戏,你以后要是想了,我就带你去戏园子找他。”
“不,我就要干爹住在这里。”
放儿的执意挽留也没有留住商君秋,初一才过,商君秋在家里唱了一出堂戏就搬去了城南。
莫秋雯开门见山的跟我说:“你要是喜欢他,就去吧,我不怪你。我们有言在先的。”
“算了,我和你过。”我说完,就拉起放儿的小手出去玩了。
民国二十五年初,我的大哥因为“赤化”的罪名被北平市政府抓了起来,他把自家的茶馆当成了前线的宣传阵地,沈家茶楼也随之被查封了。我虽然打心眼里觉得大哥蠢得不行,可还是带着莫秋雯去求我的老丈人。岳父满口答应会去警察局里通融通融,可是“赤化”又是极敏感的问题,他也不敢明白说个清楚。
大哥就这样被一直关在监狱里,被抓获的第一批人听说已经被秘密处决了,大哥还没有死,这也许就是我的岳父通融下来的一个成果吧。
那时候惹上官司可都是要人命的,母亲每日里焦急万分,后来就病倒了。
商君秋也为此四方奔走,只是问题太过严重,谁人也不敢随便插手此事。我们只能静待那一线转机。
一年后,七七事变,日本人正式中国宣战。软弱的政府不堪一击,半个月后,北平就沦陷了。而我大哥那批赤化分子也在政府转移前被秘密枪决了。
带着国破家亡的悲伤,商君秋和我们全家人都迁去了上海,开始了逃亡的生活。那时的二哥还在英国留学,父亲发信过去劝他暂时不要回来了。
没过多久,日军就打到了上海,我们又被迫搬去了租借。商君秋在以前曾经认识一位法国的票友,我们就在那时搬去了他家的别墅。
对于上海,我既爱又恨,那十里洋场也曾有过我的足迹,可是现在,我只是这里的一个难民。
那时的防空警报总会时不时的想起来,伴随着刺耳的警报声,鬼子的飞机总能准时过来扔下一些炸弹,然后又一溜黑烟的飞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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